張炳良：再論香港vs.新加坡

張炳良：再論香港vs.新加坡 - 20230222 - 觀點

【明報文章】我先前在《明報》本版兩篇文章〈香港vs.新加坡〉（2022年10月11日）及〈錯過香港 有何所失〉（2023年1月4日）提出：當香港不再是自由和「can do」（一切搞掂）之都時，就怕被新加坡取代；而說好香港故事，須回答為何不能沒有香港，而這又是怎樣的「香港」？

上月，BBC駐東京記者傅東飛（Rupert Wingfield-Hayes）發表「Japan was the future but it's stuck in the past」的評論文章（註1），BBC中文網譯作〈「失去的三十年」：日本曾代表着未來，但它卻陷於過去〉，結尾這樣說：「日本是會逐漸變得無關緊要，還是會在有朝一日重塑自我？我的頭腦告訴我，日本要想再次繁榮，就必須擁抱變革。但一想到它會失去使它如此特別的東西，我就百感交集。」今天的香港同樣令人感慨——她會否變得無關重要？

香港曾代表未來 但卻也是陷於過去

九七回歸，一國兩制，香港曾代表有着無限可能的未來，但卻也是陷於過去，以從前的制式經驗和心態去定義充滿變數的未來，致回歸後25年走了不少彎路、錯過不少契機。多年政治折騰，使社會變得躁動，缺乏互信和安全感。很多人懷緬其歷史風光和特別，對其未來卻心情複雜——或仍亢奮，或變悲觀，或追求虛妄的延續。

官方的論述是「由亂轉治，由治及興；背靠祖國，聯通世界」。說的是大道理，但人心浮動，人才流失，年輕世代感到迷惘。亂後必興？有國家支持必會再次繁榮？疫後重開必然重返國際中心？總不能想當然，港人須理順思路、自強不息。自強不止靠大興土木，更需固本培元，做好人心工程，關鍵在於治道。

不已的「中國因素」優勢，回歸後仍延續與西方的緊密聯繫及戰略中介角色。美國於1992年通過《香港政策法》，為一國兩制背書，給予香港有別於中國內地的特殊待遇。

惟近年美國對華策略逆轉，2019年動亂改變了香港命運，中介緩衝地帶變作大國衝突之「熱點」。《港區國安法》通過後，美國視香港進入「一國一制」，終止香港的特殊待遇，從前的地緣優勢今成風險。西方陣營既矮化香港，讓新加坡上位；中央欣賞新加坡模式，卻懷疑香港的忠誠和體制效性。此消彼長，香港似陷入雙失之局，一些外資和人才見勢從香港遷往新加坡。

反思香港的國際觀

香港傳統的國際視野主要面向西方英語國家，在全球南北、東西之間，傾斜於北方和西方，忽視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，過於短視功利，看不到世界的多極多邊及未來動力所在。回歸後在國際舞台上，不善於利用《基本法》賦予的「中國香港」身分，敘述香港故事，過於用西方視角及財金資本主義話語，缺乏亞洲和中國眼光及文化內涵。

近年社會過度內向本土，論「熔爐城市」不及紐約倫敦，文化族裔上的包容性薄弱，而資金和人才愈來愈依賴內地（註2）。國安法下香港變得謹小慎微，又怕西方滲透，自我收縮國際格局，目前急於開拓與中東和東南亞的關係，但已落後於新加坡（註3）。新加坡因乃屬主權國家，銳意外交，國際關係遠比香港活躍，網絡廣闊及多層次，並積極影響世界，如推動「香格里拉安全對話」。

國際智庫和媒體近年對香港多負面評價報道，認定其自由倒退。國安法實施後，氣氛由以前「West is best」（西方優越）移向「West is threat」（西方威脅），儼然西方聯繫與國家融合存在衝突，而且「去殖」的陳義帶來「去西化」的幽靈，使香港的國際吸引力及影響力下降，於不少外國人眼中，其國際化在褪色。

亂後能否出現中興

若以為經濟搞上去、民生改善，便能出現類似上世紀70年代麥理浩式的中興，過於一廂情願。當年港英從專權逐步走向改良開明，只屬軟性威權主義（soft authoritarianism），不過那時寄人籬下的很多港人，視為可接受的進步。同樣，新加坡的「非自由的民主」，常被比作家長式管治，亦由早期嚴管逐漸邁向開明，今天國際受落，甚至有譽為強政善治。

時移世易，當今全球烽煙四起、民粹氾濫、經濟不穩、地緣政治惡化、區域競爭加劇，香港很難再現50年前的地緣經濟優勢，反成美中角力的受損者。新千年世代意識上挑戰權威，要求透明、問責和參與，不易認同其視為排斥性的新威權管治，所以人心更難回歸。在地緣政治操弄下，國際上懼中、疑中當道，也同時質疑香港的體制。

歷史告訴我們，沒有一個偉大城市不可以衰落，當然也可以重塑（reinvent），關鍵在於其靈魂和價值，而非建築和物質。面對艱困，須反思求變，切忌掩耳盜鈴。香港仍常引用上世紀的「獅子山精神」，這已有點過氣，年輕世代多對之無感。我們能否想像21世紀香港的時代使命，既反映這座城市的特質、文化和追求，也表達其對國家、對世界的承擔，看到香港之「相關緊要」所在？

香港何去何從，須立足當下，回歸務實，拋棄虛妄，不想當然。「香港、中國、世界」三環關係，缺一不可。香港的未來，首要重振內部、去除戾氣，走出狹隘的本土主義或愛國主義，而非仍劃界劃線、自我封閉，終日內鬥內耗。所以須解社會深結，擁抱治理革新，要擴大而非收窄市民的參與面和持份感。

香港、中國、世界

沒有中國，香港失去根基；沒有國際聯繫，香港失去對國家的價值。香港愈融入中國軌道和體制倫理，愈須於一國兩制下維持其制度獨特性和外向功能，透過特區面相，讓世界看到中國的多樣。世界存在共同命運和基本價值，但走向現代可有不同路徑，不止有西方或東方之路，需要多元文明的對話。就此，香港應可起些橋樑作用。

香港融入國家大局，最終須問「國家所需，是否香港所長？」站穩國家不等於拒絕西方，中國不主張脫鈎，仍重視與西方國家尤其歐洲的關係。若與西方聯繫的功能弱化，香港相對於內地城市便失去特殊價值。目前地緣政治對壘，國家更需香港再展中介和突破作用。至於西方，為何仍需要香港？最終視乎他們如何看中國長遠前景及香港在當中之影響。他們也在想：新加坡能否提供更適切之中介功能？

後話

尾段文也精華所在。然而，能有認同或否？而認同也不代表能行走又或所要走的道路。因路向也可分有八方，正或偏向東南西北，也八卦位所在。下元九運應如何走，就有不少玄學大師謂「西去東來」「東升西降」但也有說「北向南流」……。果真是「說東道西」的可不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