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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要重新思考「超級聯繫人」策略?

劉浩典:香港要重新思考「超級聯繫人」策略(上)

劉浩典

【明報文章】香港經濟經歷了失落的5年(a lost half-decade),過去5年裏有兩年出現萎縮;去年本地生產總值(GDP)的增長,勉強彌補了2022年的3.5%驚人收縮。由於中國內地經濟需設法應付高額債務(尤其是房地產業)、產能過剩和需求不足、通縮壓力及資產價值持續下跌等問題,未來幾年香港經濟或會維持緩慢增幅。因此,作為香港及內地經濟健康狀况晴雨表的恒生指數,近期僅僅高於1997年7月1日水平,也就不令人意外了。

自2008至2009年環球金融危機及新冠疫症以來,世界經濟發生了劇變。當下本港經濟困境應該引發人們深刻反思,香港需要做什麼去保持其在全球經濟裏的相關性(relevance)。在一個全球化退潮、兩極化加劇的世界中,香港必須細想它作為中國內地「超級聯繫人」的基本策略,是否(仍然)適合未來發展。

過去26年的證據指向一個無可避免的結論:即使作為中國內地的超級聯繫人,是香港持續增長和繁榮的必要條件,但這並非充分條件。香港應該奮鬥力爭不止於擔當內地的超級聯繫人。至少有3個論點支持這個結論。

超級聯繫人無助香港超越亞洲其他樞紐

首先,雖然擔當中國大陸(過去30年裏世界上增速最快、最具活力之經濟體)的超級聯繫人,但香港經濟增長卻遠遠落後於新加坡。就在2003年,本港人均GDP(約2.6萬美元)與新加坡大致相同;如今,後者人均GDP比香港高出近70%(見圖)——儘管事實上中國大陸於過去30年的增速遠超東南亞地區。


顯然,星洲的優秀經濟表現並不僅僅因為它是東南亞的超級聯繫人。相反,新加坡在電子、石油化工、製藥、生物科技、精密工程等幾個高增值產業裏,確立了自身於全球價值鏈的關鍵節點地位。相比之下,香港經濟已變得過度專精(overly specialised)於服務業——金融和保險、房地產、貿易與物流、旅遊業,並過度依賴內地增長。

香港增長模式的支持者宣稱,相比新加坡,前者的生產力更高,因為它更多地由市場驅動、更為依靠私營企業,較少依賴政府干預,故不大容易受政府的失誤和腐敗所影響。星洲模式的批評者也表示,其過於多元化、過度由國家驅動,及過分依賴資本和(外國)勞動力的注入。約30年前,經濟學家如Paul Krugman和Alwyn Young曾提出,香港增長模式比新加坡更具可持續性,因為香港的增長是由全要素生產力(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(TFP),一個衡量創新的指標)所引領,而星洲的增長則主要靠要素積累(factor accumulation)驅動。

兩人的預測並無實現。過去30年,幾乎無證據顯示香港經濟比新加坡有更高的TFP增長,或更具創新性。同時,隨着香港經濟愈趨專精及依賴內地增長,在效率上的提升,或許已經被經濟多樣性和韌性的喪失所抵消。

減香港經濟多樣性 過度依賴內地

有關區域整合(regional integration)的文獻,大多正面:當經濟體與更大的市場整合,它們會增長得更快。惟文獻亦強調較細小經濟體面對的一些風險——香港也應該時刻警惕這些風險——例如公司和人才可能會離開,去規模更大、增長更快的市場尋找更好機遇;製造業或會被掏空,而喪失此產業會減少技術轉移和升級的機會;經濟多樣化程度較低,亦會加劇較細小經濟體對於特定產業衝擊的脆弱性。

除了這些眾所周知的整合風險,香港還因為其聯繫匯率制度而放棄了一個重要的宏觀經濟穩定工具——利率控制。過去兩年,隨着美國為對抗通脹而調高利率,美元兌其他主要貨幣升值。而由於內地復蘇乏力,香港並未面臨通脹問題;反之,香港需要降低利率來支持投資,以及較弱的港元去幫助出口商。惟香港束手無策——因港元掛鈎美元,使金管局不得不多番介入捍衛港元。這反過來又提高了香港的利率,結果適得其反。

遭受「兩個世界」帶來的最壞局面

過去兩年,作為超級聯繫人再加上與美元掛鈎,不單沒有令香港得以享受「兩個世界」的好處,反而可能使香港遭受「兩個世界」各自帶來的最壞局面:中國內地的結構問題,意味着它沒有出現疫後反彈;而跟美元掛鈎,則剝奪了香港下調利率去支撐內需的能力。

展望未來,今年美國可能會降低利率,這將緩和對港元的壓力,並使本港利率調節至更適合香港情况的水平。然而,香港對內地增長的過度依賴將不會在短期內減輕。當未來10年中國內地GDP增速可能放緩至3%到4%,若認為香港增長不會受到不利影響,那就未免過於(甚至盲目)樂觀了。

(編者按:原文為英文,由本報翻譯成中文;原文可參閱「明報新聞網」觀點頁面。本文是作者根據其於1月27日「Hong Kong in a Polarized World: Still a Super-connector and East-West Intermediary?」政策對話中的演講整理寫成。下篇將於2月15日(周四)刊出。)

作者是香港科技大學公共政策實務教授及高級講師


後話

是「超級」或「特級」又或「神級」聯絡人?是自封號的?又或被共認美譽的?能或已發揮了所早策略下的範圍和指標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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